上个月，闹得沸沸扬扬的药品零售企业集体反对国家药品电子监管码一事，最终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药品零售企业的妥协告终。阿里健康被迫忍痛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移交国家药品电子监管系统，同时也意味其主要收入将从此归零，曾经被看好的形势突然逆转，有人认为此举基本宣判了阿里健康的死刑。

　　

　　前景看淡，移动医疗九成或将成炮灰

　　

　　宣判死刑的说法有些夸张，毕竟阿里健康背后是财大气粗的阿里。而阿里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支持阿里健康继续发展，比如计划多时的向它注入天猫医药馆。但很现实的一点，阿里企图通过从药品电子监管入手，掌控中国药品零售和流通大数据的作法已经破产。

　　

　　同时，阿里健康的规划发展因此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从阿里健康的命运中，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到如今移动医疗的困难所在。

　　

　　与其他行业轰轰烈烈的互联网+相比，医疗行业却显得平静了许多。除了以单纯的销售为导的药品电商发展比较迅速外，实质性的移动医疗服务却一直难以推广。比如最受大家关注的互联网问诊，更是进展缓慢，只有乌镇互联网医院等少数几家尚在试点之中。众多移动医疗项目只能以健康咨询的名目，打着政策的擦边球，先圈地占据资源再摸索着前行发展。

　　

　　前一段时间业内还闹出个不大不小的丑闻，有报道称近日多名网友反映，自己在微信、“好大夫”APP等“网络问诊”时接连遭遇“变相索要红包”“患者隐私难以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而据了解，多款移动健康APP都有类似的行为，以此激发医生的积极性、提高平台的活跃度。由于能从中提升医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多数医院也默许自己的医生注册各大移动健康平台的行为。

　　

　　目前进入移动医疗领域的多是互联网创业项目，而真正的医疗主体如医院对此兴趣不高或不愿投入。尽管摸索多年，现有的移动医疗项目却一直未能拿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商业模式。只会“烧钱”圈地、不会赚钱求发展，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隐忧，业内甚至开始出现“九成移动医疗企业将成炮灰”的悲观论调。

　　

　　移动医疗陷入困境的原因何在

　　

　　一边是患者有着旺盛的医疗需求，一边则是跃跃欲试的创业项目。为何看似理应蓬勃发展的移动医疗却面临着困境。制约我国移动医疗发展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是目前的政策限制了移动医疗的发展。考虑到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为了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性，目前我国暂不允许医生进行网络医疗，也尚未承认电子处方的法律效力。这是国家对患者健康安全负责的体现，而在国外对移动医疗的态度同样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应该说，身关患者健康安全的大事，政策偏向保守滞后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根据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医师在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之前，必须要亲自诊察和调查，没有经过医师的亲自诊察不能作出处理决定。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网上医学诊断治疗（目前）是不允许的，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询。”即从法律上禁止了现有的“网络问诊”行为。另据国家卫计委的规定，医务人员向本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应当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现有的这些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移动医疗的发展。

　　

　　其次，医疗资源的短缺矛盾难以解决，移动医疗最大的矛盾是缺乏优质医生。目前中国的好医生是稀缺资源，主要体现为两个集中，一是向少数大城市集中，二是向少数大医院集中。真正专业能力强的好医生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少数大医院中，他们甚至都根本没时间来开展移动医疗。只有盘活医生资源，移动医疗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而不是现在这样只能用来挂号和查询。

　　

　　再次，移动医疗规则应由谁来制定，数据安全问题如何保障。这也是阿里健康从国家药品电子监管码项目出局的一个重要原因。药品企业担心的是，阿里健康代运营整个药品电子监管码系统，整个行业的大数据为其所有，而药品企业本来就是这些数据的生产者，在付出相应服务费之后反过来却需要为此而高价买单，使得他们心有余悸，引起了集体反弹。那么，未来移动医疗的规则谁来主导？数据的所有权归谁所有，如何保障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消费者观念转变问题，习惯了所谓互联网免费模式，医生的技术价值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以前面说到的“好大夫”红包风波为例，大夫为患者提供了专业的咨询服务，收取报酬无可厚非。限于现有规定，平台方只能以虚拟礼品的方式来激发大夫的积极性。而消费者普遍缺乏医疗服务价值观念，反而认为大夫在变相索取红包。数元至十数元的赞赏，只是对大夫付出劳动的象征性认可，离所谓红包相去甚远，但仍然引起争议，这表明社会对医生专业技术的价值认可程度之低，急需矫正这种不良的价值观念。

　　

　　如何才能促进移动医疗走出困境？

　　

　　那么，移动医疗如何才能突破瓶颈，走向更大的发展呢？

　　

　　首先，要突破现在政策的限制。根据现在的医疗市场实情出发，对政策进行调整，帮助移动医疗逐步向前推进。以国外为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冯文认为：“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允许医生通过互联网进行慢性病的随诊。但前提是，医生必须能够尽量全面地掌握患者此前的就诊、体检信息。”

　　

　　这当然需要顶层设计规划，前瞻性看待移动医疗的发展和需要。其前提是建立起统一的全民电子健康档案，在保障数据安全和公益性以及患者隐私的基础上，打通医院与医院之间的患者医疗信息互不相通的信息壁垒，有利于优化资源，减少过度检查和治疗。2015年我国也在浙江乌镇开始了互联网医院的试点，最近又在西部地区新增了两所互联网医院。随着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相信今后对移动医疗的政策会越来越宽松，保持既严格监管又尽量开放的态势。

　　

　　其次，建立分级医疗体系，更合理地分配医疗资源。目前大医院的资源紧缺，而很多社区基层医院却业务面临萎缩。原因是很多社区基层医院就能看好的病人出于心理因素，纷纷跑到大医院求医。事实上，大部分病人的病情，在社区基层医院就可看好，甚至通过移动医疗就能方便就诊。实施分级后，大医院的压力减少，医生资源得以调配，而社区基层医院的资源也得到更充分的运用。这样，也使得移动医疗的核心医生资源供应更加充沛，为移动医疗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此外，移动医疗创业者不要把注意集中在医疗服务这一个环节上，可以尝试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按照国际医疗卫生会员组织（HIMSS）的定义，移动医疗（mHealth）是指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例如PDA、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当然也包括了互联网）——来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移动医疗应用覆盖了基础护理、公共卫生研究、急救护理、慢性疾病管理、自助医疗服务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创业者都可以去大胆尝试，像基础护理等尚未有严格的政策限制，其市场前景大有可为。

　　

　　当然最重要的是，相关创业项目要尽快走出只管圈地、不顾商业模式的怪圈。回归到如何为用户创造价值的核心问题上来。否则，只能挂号和查询的移动医疗很难成气候，留不住用户，也无法橇动传统医疗的市场地位，可持续发展更是无从谈起。